2013年5月24日

观察家指中国主教团欲加强控制主教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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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日期: 2013. 0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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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一团八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会场。资料图片来源:《中国天主教》网站。
【天亚社.香港讯】不被梵蒂冈承认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公布经过修订的选圣主教规定,有教会观察家认为,有关当局是要收紧控制和强化权力。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关于选圣主教的规定》在修订后共有十六条,四月底悄然上载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主教团的官方网站。
《规定》的修订草案在去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八届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获得审议通过,取代一九九三年出版、祇有六条的旧版本。
该次会议的出席者有一会一团各部门负责人、约二十位合法和非法主教、其他约五十位常委,以及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领导官员。
会上亦通过撤销主教团给上海教区马达钦「助理主教」的批准书,并撤销他在一会一团内各项职务。
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林瑞琪指出,对中国教会正常化而言,这次修订是倒退,因为有关规定早该取消。「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教宗任命的主教要勇敢些,不要被条文吓倒。」
他相信,新规定是去年七月七日马主教祝圣事件后的对应措施,它尝试加强并合理化主教团和宗教部门的权力,或向外宣称他们有此权力。
在原规定中,若某教区需要选圣主教,祇需申报省级教务委员会和征得当地政府同意,而新文件现在清晰指明要取得「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再加上呈报设于北京的主教团,才能正式展开选圣工作。
以往,地方官员如果与教区关系良好,通常对有关过程「睁一眼闭一眼」。
《规定》对主教候选人应当具备的条件新增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之后加上「自选自圣主教原则」。
它又要求,祝圣礼仪应遵照主教团制定的《主教圣秩礼典》进行,并必须在礼仪中宣读主教团的批准书。此前不少主教祝圣礼均是以香港或台湾教会的礼典为蓝本。
林瑞琪对天亚社说:「新规定可以让当局否定不听话的主教。这也间接说明他们遏制马主教是完全没有法律根据的;更遑论按照《天主教法典》,主教由教宗任命,主教团无权批准或否决任何主教。」
另一项新增内容,是祝圣礼仪的主礼、襄礼和参礼主教由主教团协调安排。
中梵关系自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恶化以来,所有获得教宗任命的合法主教祝圣礼均有当局安排的非法主教参与,包括马主教的祝圣礼;反之,参与非法祝圣的主教全是教廷认可的,其中一些主教表示他们是在政府压力下参加。
在香港的教会观察家管平雄认为,中梵双方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冲突已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地步,因此「中方借助推出修订规定以避免在此问题上失去更多话语权而陷入更被动处境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但他相信,根据目前中国天主教会整体状态和教廷在不断推进自行选任主教的事实,中方能否借此达到目的有相当难度。
对于由主教团协调安排祝圣礼的主教,管平雄预期,这很可能使梵方与中国有关教区在完成选任主教程序后,「被迫自行举行主教祝圣礼,避免中方一旦接受先由梵方选任再经教区选举的主教人选后,依据新规定在其祝圣礼中加入非法主教」。他指出,这样的案例在两年前已经发生。
河北省邯郸教区孙继根助理主教一一年六月在原定的祝圣日期前八天秘密晋牧,以避免非法主教参礼。这位获教宗任命的「公开」团体主教其后一度被政府人员拘留及监视。
《规定》对选圣主教的各个程序作出更详细指示,例如教区要成立选举主教工作委员会,其职责包括制定选举办法、推荐投票代表、确定一至三位候选人及选举会议的主持人和监票人等。
根据新规定,参与投票的修士、修女和教友代表人数,不应多于教区全体神职人员人数。投票结束后应进行公开唱票,得票超过半数者当选;若无人超过半数,工作委员会应协商确定进行第二轮投票,或决定在其他合适时候重新举行选举会议。
过去一些选举曾出现教友代表人数超出神父人数的情况,令外界质疑政府干预。例如在一一年五月,广东省汕头教区的主教选举会议共有七十二人投票,其中神父十五人,教友代表却有五十人。唯一候选人黄炳章神父以高票当选,后来在没有教宗任命下接受非法祝圣。
【完】天亚社英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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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3日

教宗方济各在佘山圣母日为在中国的天主教徒祈祷


教宗方济各在佘山圣母日为在中国的天主教徒祈祷



(梵蒂冈电台讯)本周五5月24日是敬礼童贞圣母玛利亚“进教之佑”的礼仪日,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钦定这一天为全球天主教徒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教宗方济各在5月22日主持周三接见活动结束时特别提到这个日子,他说:

“星期五,5月24日,是在上海佘山圣母朝圣地格外受恭敬的童贞圣母玛利亚‘进教之佑’纪念日。

我邀请全世界的天主教徒与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们在祈祷中联合一起,恳求天主赐予恩宠,谦逊、喜悦地宣讲死而复活的基督,忠于祂的教会和伯多禄继承人,藉着事奉他们的国家和同胞善度每日生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所宣认的信仰。

我愿意同你们一起用«向佘山圣母诵»中的几句话这样祈求:‘佘山圣母,请援助那些在日常劳苦中,仍继续相信、希望和实践爱德的中国教友,使他们永不惧怕向世界宣讲耶稣,并在耶稣跟前为世界祈祷。’

忠信的童贞圣母,求妳援助中国天主教徒,使他们的艰辛努力在上主眼里越来越宝贵,让在中国的教会对普世教会旅程的爱戴和参与得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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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2 17:23
梵蒂冈
教宗呼吁为"从不害怕向世界宣讲耶稣、向耶稣讲世界的"中国天主教徒祈祷
周三例行公开接见中,教宗方济各谈到了每一名基督徒肩负的福传"义务":圣神激励我们"勇敢地、高声"宣讲;向所有人宣讲福音。也为"俄克拉何马州龙卷风受害者,特别是孩子祈祷。愿上主安慰他们,特别是失去了孩子的父母"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教宗方济各邀请"全世界天主教徒"在祈祷中与中国教友在五月二十四日佘山圣母瞻礼之际紧密团结在一起,"祈求上主赐予我们恩宠,使我们谦逊、满怀喜悦地宣讲死而复活的基督、忠实于基督的教会和伯多禄继承人、按照信仰的教导每一天为各自的国家和同胞服务。以佘山圣母祷文激励我们,我想和你们一起这样呼求圣母玛利亚:'佘山圣母,请援助那些在日常劳苦中,仍继续相信、希望、和实践爱德的中国教友,使他们永不惧怕向世界宣讲耶稣,并在耶稣跟前为世界祈祷。忠贞童贞玛利亚,请支持中国教友,使他们绝非易事的努力在上主的眼中更加珍贵;让中国教会增进对普世教会的感情、参与普世教会的历程'"。
        今天周三例行公开接见的最后,教宗方济各邀请大家与中国教友一起向佘山圣母祈祷。讲解要理时,教宗指出了每一名基督徒肩负的宣讲福音的义务。指出,"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应作福传者";应"勇敢地、高声"地宣讲福音。因为"福传是整个教会的使命,而不只是某些人的,而是我的、你的、我们的使命"。"福传就需要追随圣神,不要害怕要我们做什么、把我们引向哪里"。七万多人参加了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举行的教宗主持的公开接见,并继续聆听教宗讲解《信经》--"我信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强调了与上周讲解的圣神要理的关系。指出,"二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事实上,是圣神给了教会生命、引导教会的步伐。没有圣神坚持不懈的临在与行动,教会也就无法生存、无法实现复活耶稣让各民族成为门徒的使命"。
            方济各教宗继续指出,圣神降临瞻礼之际圣神临在于宗徒中,让因为害怕而关在屋子里的宗徒们走出来、让他们走出自我、变成"天主工程"的宣讲者和见证。圣神作为下的改变,让每个人能听懂宗徒的话。
            这是圣神行动的第一重要效果:合一、共融。这就是战胜分歧,这分歧始于建造巴比伦塔。而"圣神的语言、福音的语言是共融的语言,邀请人们战胜封闭与冷漠、分裂与对立。我们应该问所有人:我应该怎样让圣神领导我,使我的信仰生活和信仰见证是合一的、是共融的?我是否把和解与爱的话,也就是福音带到了我所生活的环境中"? "这是我们要想的!传播福音意味着我们要首先善度圣神赐予的和解、宽恕、和平、合一、爱的生活。让我们牢记耶稣的话: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13,34-35)"。
            第二点是,"圣神降临瞻礼时,充满了圣神的伯多禄和十一名门徒一起站了起来,坦诚而高声宣讲了耶稣的喜讯,祂为了我们的救赎献出了生命;天主战胜了死亡复活了。这既是圣神的另一个效果:向所有人宣讲耶稣福音的勇气,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坦诚而高声宣讲。今天的教会也该这样:圣神降临的火、圣神的行动不断给我们带来传教新能量;宣讲救恩喜讯的新途径、福传的新勇气"。正如保禄六世教宗所说的,"甜蜜而令人鼓舞的福传喜悦"。因为"福传、宣讲耶稣给我们带来了喜悦!而自私给我们痛苦、伤心、使我们颓废!福传使我们振奋"!
            接着,教宗又谈到了第三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新福传,福传的教会应该始终从祈祷起步,象晚餐厅中的宗徒们那样祈求圣神之火。只有与天主忠实而密切的关系,才能摆脱自我封闭、宣讲福音。没有祈祷,我们的行动就是空洞的、我们的宣讲没有灵魂、没有圣神的激励"。
            正如"本笃十六世告诉我们的,今天教会'尤其感到了圣神的风帮助我们、给我们正确的道路。这样,满怀着新激情,我们踏上旅程、感谢上主'。我们要每天更新对圣神行动的信心"、"祂给我们宗徒的热情、给我们和平、给我们喜乐";"我们再次更新这一信心,让圣神引导我们,我们是祈祷的男女老少,勇敢地见证福音,成为我们世界里与天主合一、共融的工具"。
            最后,教宗方济各邀请大家为"俄克拉何马州龙卷风受害者,特别是孩子祈祷。愿上主安慰他们,特别是失去了孩子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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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首次呼吁为中国天主教徒祈祷

刊登日期: 2013. 0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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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在四月份一次公开接见活动中,与来自中国大陆的朝圣者握手。〔资料图片〕
【天亚社.香港讯】教宗方济各今天(五月廿二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时,呼吁全球信众念记这个与梵蒂冈没有邦交的共产国家里的兄弟姊妹,并为他们祈祷。
这是新教宗向中国教会发出的首个公开信息。上月,他曾呼吁信众为四月二十日四川省雅安地震中遇难和受苦的人们祈祷。
本周五(五月廿四日)是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零零七年订立的普世教会「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教宗方济各继承其前任的做法,吁请大家祈求中国天主教徒「忠于基督的教会及伯多禄的继承人,并在日常生活中以他们所宣认的信仰一致的方式为国家和同胞服务」。
新教宗又诵念本笃十六世亲撰的《向佘山圣母诵》其中几句:「佘山圣母,请援助那些在日常劳苦中,仍继续相信、希望和实践爱德的中国教友,使他们永不惧怕向世界宣讲耶稣,并在耶稣跟前为世界祈祷。」
这篇祷文自零八年第一个祈祷日起,在上海佘山山顶的圣母圣殿、国内其他教区,以至海外教会团体广为传诵。
最后,教宗方济各请求童贞圣母「支持中国天主教徒,履行他们不容易的、在上主眼中越来越宝贵的承诺,并培养中国教会的热忱及参与普世教会的旅途」。
与此同时,意大利宗座外方传教会出版社首次印制一本为中国教会的祈祷手册,名为《在痛苦中坚强、在祈祷内坚韧》。
约三十页的手册由该出版社主编法兹尼(Gerolamo Fazzini)和拥有多年中国经验的宗座外方传教会梁作禄(Angelo Lazzarotto)神父编辑,它「提供了为中国教会祈祷活动的具体方式,包括反思饱受磨难、充满了感人见证的中国教会历史和重大事件」。
【完】天亚社英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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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8日

念教会先贤 为中国祈祷

五月二十四日,是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OO七年致中国教会信函中,特别提醒普世教会全体信众为中国教会祈祷的日子。今年进入五月份之前,适逢金鲁贤主教逝世,令人感触良多。

金主教的一生,可视为中国教会近半世纪歷程的映照。五十多年来的中国教会史,绝对不乏痛苦的经歷及考验。这些痛苦,既有来自外部压力、政治上的迫害,令肉身饱受折磨、生离死别的苦痛;更不堪的是,要抵受同辈间的误解,因未有共识,各自抗争时所带来的孤单;在此惶恐前景下,会为无能成就基督的委託、无法善尽己责而担忧。

中国教会从来不乏英雄人物,尽管方法可能相异,但意义可以完全相同。金鲁贤主教的死,使人不期而然想起多位已故教会英雄,包括在山西穷乡僻壤中以圣德折服世人的韩廷弼主教;勇于进取的范学淹主教;无畏无惧的邓以明总主教;坚忍不屈的龚品梅枢机;努力在有限空间内建设教会的李笃安总主教;坚持不随波逐流的王希贤总主教;融合地下、地上团体和睦相处的金沛献总主教,以及其他许多未能一一提及的杰出牧者。求上主百倍赏报他们的辛劳。

现在此刻,绝不是歌功颂德的时候。但中国教会的经歷,却是普世教会一份难能可贵的反省经验;漫过这心灵的黑夜,每个人都有与主独处的机会。愿大家在这份与主独对的经验中不断成长。

在怀念已故英雄的同时,我们也特别忆起目前仍失去人身自由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据不同来源的消息指出,目前马主教已被当地的有关当局带离畲山修院,禁闭在上海市郊一处偏僻的地方。

马主教的勇敢,见证了教会肩负先知角色,终能成为中国社会明灯这一重要的使命;马主教的困难处境,反映出中国社会要达致充分成熟,能尊重人身自由及权利的状况,仍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

中国教会的英勇前辈,一如在初期教会的数以十万计前辈一样,深深明白地上的困苦总有一天要过去,基督的救恩却是永恆不替的。诚如圣女大德兰在《七宝楼台》中所教导我们的,义人在上主紧密结合的真爱中,殉道也并不为苦了。

就让我们真挚地回应六年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唿吁,努力为中国祈祷;期望导致教会领袖殉道的外在迫害不再发生,但也祈祷在殉道牺牲无可避免时,教会领袖能显发与主完全契合的光辉。这才是中国教会的福分,也是中国社会的福分。

2013年5月7日

迫害对于中国教会的启发


来源:许修士的博客  
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简述法国大革命以后天主教国家对教会的迫害对于中国教会的启发
一、绪论
     在一般信友的脑海里,似乎在天主教的国家里面,教会的发展格外“兴旺发达”,或者说教会生活在天主教国家里没有任何困难,整个社会生活都是以教会为中心的。如果说中世纪的教会算是这种“兴旺发达”的话,那么法国大革命后的十八世纪末,直到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教会受到来自国家的迫害,可谓到了教难的程度,甚至这种迫害在传统的天主教国家里更甚于在其它国家。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谨记基督的教导:“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在你们以前,它已恨了我”(若15:18),那么就不会显得过于惊异了。从吾主直到今天,不论在外部体制方面,还是在内在生活方面,世俗的势力从未有一刻停止对教会的侵蚀,而教会也从未在与世界的战争中稍有喘息。
      单就教会所受的各种危难来说,教会历经风浪,却从未真正被击败过。教会不害怕任何来自世俗力量的迫害,“太阳之下绝无新事”(训1:9),我们可以从先前的各种经验中,取得教训,学习如何面对来自世俗力量的侵犯。本文尝试反省: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天主教国家对教会的各种迫害,对于中国的教会所带来的启发。
二、国家对教会发难
      欧洲大陆自十八世纪才开始逐渐形成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将教会看作是外国的势力,但国家主义走得过火,再揉和上各种社会思潮、阶级利益,使国家概念扭曲成为一个权力高于一切的“国家机器”。在传统的天主教区域里,每个国家对教会的迫害虽有手段与程度的不尽相同,但大都不外乎没收财产、解散教会组织、驱除传教人员、断绝教廷与国内教会的联系等几种伎俩。
①夺取教会财产
      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夺取教会财产,充入国库;在日尔曼,世俗公侯们瓜分了教会的财产;之后的十九世纪,意大利在“统一”口号中,吞并教宗国的土地;葡萄牙、西班牙也起而效之;甚至在刚刚摆脱殖民统治束缚的拉丁美洲,各个国家也跟随以前宗主国(葡、西)的自由主义,开始侵夺教会财产(如墨西哥、巴西)。
②解散教会组织
      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先后解散了许多教区,并下令取消修会,关闭教会办立的学校;在日尔曼境内,教会组织也大部分被摧毁;葡萄牙一度解散了所有的男修院;在拉丁美洲,大部分的教会组织也同样被摧毁,尤其是高等学校,导致后来教友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
③驱逐、杀害神职人员和会士
     法国大革命期间,国家颁布了《司铎公民法》,要求司铎宣誓效忠国家,只有少部分司铎真正接受了这个法令,而不接受的神职人员要么被监禁,要么被流放,数以万计的司铎被迫离开国家,还有部分主教、神父被杀害;葡萄牙的摄政大臣以天主教徒为敌,他囚禁司铎、放逐主教;西班牙的佛南道第七当政时,受立宪政府的强迫而驱逐耶稣会士;普鲁士政府驱逐了境内的许多修会;在巴西,政府制定许多反对教会的法律,并禁止修会招生,驱逐外籍修会。
④对教廷的外交施压
     这些天主教国家在外交上时而与教廷签订条约——并不都对教会有利,时而向教宗示好,以稳定国家内部的稳定。这些国家在与宗座的外交上,大多不是出于诚意,教宗为拿破伦加冕一事,便是一例证明;1904年法国与教宗断绝外交;葡萄牙在1913年与宗座的外交关系完全破裂。
      国家在外交上对宗座利用和施压,甚至完全中断外交关系,旨在削减教宗对国家内(地方)教会的影响,偶有的一些条约签订也是出于自身的某些利益。
三、对中国教会的启发
     “太阳之下绝无新事”(训1:9),国家对教会的挑战与迫害,在任何地方都有相类之处,为中国教会而言,面对来自国家力量的各种压力,同样可以从这些天主教国家的经验里,取得一些启发。
A.正面的冲击
      教会在中国所遭遇的侵害,与在欧洲、拉丁美洲天主教国家里所遭遇的,基本雷同。“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展各种运动与政策,加诸教会身上的策略有时候并不比发生在那些天主国家的情况更坏,因此我们不必太过惊诧,而是应该坦然面对。
①夺取教会财产
      国家对教会最赤裸裸的侵犯手段就是没收财产,将教堂、教会机构、地产全部充公。因为以前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一边传教的同时,一边也购置了大批的产业,这不全是为了自养,也是为了开展慈善事业所必需的。国家吞并教会的财产,同时也是夺走了穷人的依靠,这也是对国家自身的伤害。
      基督曾教导门徒财富的不可靠:“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富,因为在地上有虫蛀,有锈蚀,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玛6:19)。虽然有强大的经济支持,非常有利于传教工作的开展,但过于依赖财富,必然会产生一些偏差。在南方的一些地方教会,至今仍能看到靠分发财物吸引民众皈依的传教手段所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如在台州一度流行一种说法,将信教的人说成是“吃教”。而基督派遣门徒们出外传教时:“除了一根棍杖外,什么也不要带: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在腰带里带铜钱”(谷6:8)。
      此外,作为未来将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开拓的神职人员,我们也不要期待过多的外在物质条件,比如壮美的教堂,充足的经费,宽松的宗教政策等等。个人认为,甚至在修院的培育阶段,也可以考虑给修生更多地灌输“白手起家”的理念。神职人员不能有“富二代”式的、坐享其成的想法,何况教会是穷人的教会。
②解散教会组织
      国家解散了许多教会组织,接管教会的学校、医院、各种社会福利事业、教友社团。从结构上看,中国教会至今仍没能完全恢复元气。这也使得教会从外表上看起来,对社会事务漠不关心。
      今天的中国教会在社会服务上,显得有些吃力,但仍然有许多空间可以发展,如增加教友团体,团结教会在社会服务上的凝聚力,至少可以发挥堂区范围内的社区服务,这同样有助于福传的开展,如舟山虾峙岛的教友藉积极参与当地居民的活动、为居民修路等,使福传工作收获颇大。
      总之今天的中国教会并不是被完全捆绑,动弹不得的,很多有效的组织仍然可以运用,虽然教友组织不一定要取得何等辉煌成绩,但作为堂区,这些工作还是可以从小处入手,逐渐开展的。
③驱逐、杀害神职人员与会士
      事实上国家对教会成员的迫害至今没有停止过,对教会极端地迫害,一方面给教会造成重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也成就了许多殉道烈士。
      在中国政府驱逐外籍神职、会士的事件上,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教会在传教工作上失去了很大的有生力量,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教会不得不学会成长起来,而不是永远处在“吃奶”的阶段。很近的例子就是:大陆修院的外籍师资力量缺少之际,不得不寻求培养自己的教育人才。
      由于圣召的日益匮乏,中国教会必须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修道人的灵修持续再培育,还有就是传教力量的分配,即从圣召丰富的地区向贫乏的地区输送圣召,如果这种人员的流动方面能够建立更完善的机制,传教力量流动就可以做到更加有效,同样也能减少“不良份子”的活动。
      梵二后,教会越来越强调每个信友都有福传的使命,因此单靠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传教就显得远远不够,中国更需要平信徒担当福传者。一个“教友的时代”已经萌生,而对教友的培育更是迫在眉睫了。
④对教廷外交施压
      中国政府驱逐外籍教士之际,也驱逐了教廷驻中国大使,目的是彻底断绝中国信友与普世教会的联系。中国近年来与教廷的外交接触中,也极尽利用、敷衍之能事,在数次国际盛事(奥运、世博等)之前,都摆出善意的架势,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后,便过河拆桥,这根本就是缺乏建交的诚意。
      距离使精神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信友对于教宗的尊敬与景仰,并不因中梵无外交关系而有所减少,反而与日俱增。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教会越来越多的能够听到普世教会的声音。
      很多人将中国教会自身内部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中梵建交上,但事实未必尽如人愿,
      首先我们不必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寄望过高,至少短期内看不到有什么实质性的转机。此外我们也不必将一切问题都推给教廷,比如关于合一:问题的主要关键不是在中国教会与罗马的共融上,而是在中国教会自身的共融上,问题主角是中国教会自己。如果中国教会内部双方都不愿跨出一步,共融合一就只能沦为口号。
      反过来,如果中国教会自己团结一心,达成合一,至少双方都放下成见,凝聚力量,一致努力向外传福音,壮大教会的团体,或许倒能为宗座与中国的建交提供实际的助力。
B.内部的努力
①传道人员的培育   
      中国教会面临的问题与曾经在西方天主教国家发生的虽然相似,但中国教会毕竟不是西方教会,还有一些方面,中国教会与西方教会不同:中国尚不能称为天主教国家。因此教会主要的工作,还是应该放在福传上。
      福传的前题是教会精神生活的见证,这就需要加强对神职人员的素质培育。因为“没有宣讲者,又怎能听到呢”(罗10:14)。正如俗语说“打铁还要自身硬”,在中国的广阔草场上,修道人作盐、作光的使命就更加显得重要。
②殉道是恩典   
      有时人们会奇怪中国没有精修圣人,但当下中国教会可能更需要“殉道圣人”,越是贫瘠的土地,越需要更多热血的灌溉。我们不该怕“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玛10:28)修道人也没有必要过份艳羡某某神父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如何如何的好,豺狼如何与羔羊共舞?基督既然打发门徒如羊进入狼群,我们就应该时刻作出殉道的准备,置死地而后生。
③建树教会
      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教会的仇视如此之深,或许是因为教会的实力确实太大,反过来有些方面中国教会受到的冲击还不如西方教会大,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我们自己尚是“小小羊群”,那么教会发展就是教会的当务之急,中国教会必须做的功课就是福传。事实上在有些时候,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在福传上下的功夫远远不够,当教会变得强大起来——是精神的强大,不是指世俗势力的强大,教会作为“地上天国”的标记才会越加明显,因此福传是教会永远不变的主题。
四、小结
      天主教国家不等于天主的国家,在天主教国家的种种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世俗力量与天国的势不两立,这不单是权势的争夺,更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国家政权对于教会的种种发难,或是出于嫉妒,或是出于惧怕,国家竭力要将教会的权益踏在脚下,将教会视作竞争的敌人。特别在传统天主教的国家,教会力量比较强势时,国家的这种敌视更加明显。殊不知,天主的教会从来无意获取世俗的权力,她只致力天国的临现。在与国家的争执中,教会越发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身份。
      从外部环境来说,世俗的权势向来仇恨教会的拓展,一如曾经恨了基督,因此教会面对世俗力量的冲击、迫害,不必过于惊讶或一味地自怜,世界对天国的敌对自古有之,我们暂且将这种敌对、迫害,看作是对真理的试金石,“他试炼了他们,好像炉中的黄金”(智3:6)。
      从教会内部来讲,虽然各种教难对教会的体制、权力、财产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我们不该怕“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玛10:28)。相反,困难同时也是机遇,当教会这只方舟遭遇世界的狂风浊浪时,渐渐从自身内部抛掉沉重的包袱,越发轻装上阵,更加富有活力、更加自由地实践自己的身份。
      教会在漫长岁月的历史旅程中,藉着圣神的引领,不断地自我更新与完善,在不同时代与文化的风浪冲击中,仍能忠于己任,带领世界迈向天国的圆满。因为基督教导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2013年5月6日

【评论】别拿讨好当友好──回应甘俊邱主教的见解




刊登日期: 2013. 05. 06
【评论】别拿讨好当友好──回应甘俊邱主教的见解 thumbnail
广州教区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天亚社资料图片〕
在网络上看到《广州主教认为梵蒂冈对华政策需改变》一文,对甘俊邱主教的观点,我颇感吃惊!
尽管我完全认同甘主教呼吁教廷先要深入了解中国教会,才能有望改善关系,以及他认为梵蒂冈真的不了解中国天主教会实况的观点,但我却无法苟同其单方面的呼吁梵蒂冈应以中国人的眼光来检视中国教会的说法。
中梵要改善关系乃至建交,需要双方都拿出诚意来,而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中方的诚意了吗?
二十多年来,教廷高层以及海外所谓桥梁教会有不少人口口声声强调他们非常了解中国大陆天主教的情况。然而,国内天主教徒却继续埋怨梵蒂冈不了解他们。为甚么?
最近,前任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戴瑞明在《中国评论新闻网》撰文,或许可解释当中的差异。
他说:「有人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受商业文化影响,较易妥协、和解,故东、西德能各让一步,用和平方式统一了;而东方属多神教文明,受农业文化影响,讲究原则、名份,宁愿玉石俱焚也不肯轻易妥协让步。」他引用了南、北越和南、北韩的事例。
甘主教呼吁梵蒂冈应「以中国人的眼光来检视中国教会」的说法是没错的,但是不是也有必要要求中国政府能以纯宗教的眼光来检视天主教的实质?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把纯宗教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来玩游戏已经是举世共知。如果祇是单方面要求梵蒂冈应以中国人的眼光来检视中国教会,那这是示好呢?还是友好呢?亦或是讨好?难道要教廷放弃信仰原则来进行所谓的改善关系?
中国政府对天主教的宗教政策实质上是想改变天主教「从宗徒传下来」的这一核心特质。
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零零七年致中国天主教徒牧函中已明确指出:「某些由国家建立的、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凌驾于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可悲的是,在这个不符合教会道理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组织中至今还有着多少的主教、神父呢?
甘主教身为不为教廷所承认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秘书长,他能不能说句良心话,告诉我们他是否很乐意、轻松地担任著此职?
没错,未获教宗承认的主教已寥寥无几,从法理上来讲,那些教宗认可的主教都是合法的,但不少人脚踏双舟两边忽悠的行为,让「公开」和「地下」团体如何能真正达致甘主教所主张的团结合一?
事实上,除了地下团体,我相信公开团体中排斥爱国会的人绝非少数,只是大多敢怒不敢言罢了。难道拒绝接受爱国会是不识时务?是冥顽不灵?是不合天主教教义的?需知,地下教会的产生,拒绝接受并加入爱国会是唯一的原因,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反党反政府出卖国家利益的因素,现在总不能要求地下教会放弃这个信仰底线吧?
政府拨巨款帮助维修广州具有一百二十五年历史的主教座堂这不假,但这座教堂一则因其有着悠久的历史成为文物;二则,对外还是得撑一撑宗教自由的门面,这也是事实吧?
撇开人家企图改变我们的信仰本质与诸多宗教迫害不提,却拿人家拨款修堂感恩戴德,我想这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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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钟观,中国大陆一位神父。
【完】天亚社英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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